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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西县坪上镇尖田村村民蔡接花家里珍藏着一枚刻有朱德头像的徽章，还有一封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寄给她父亲的信函。2020年11月底，我们在蔡接花家中，听她讲述起这枚徽章和信函的由来，徽章是当年朱德为答谢她爷爷蔡家哨和父亲蔡美必，撑船为其带路前往普宁寻找党组织的礼物。而信件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她父亲在报纸上见到朱德的头像和名字，才知道当年那位赠送徽章的军人，已经成为新中国人民军队的总司令和中央领导人，就请村里的小学教师代笔，给朱德总司令寄了一封信。不久便收到了这封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从北京寄来的信件。
蔡接花生于1949年，爷爷和父亲均已去世。她讲述的内容，都是孩童时，父亲讲给她听的。信件在1970年遭水灾浸蚀，已残破不堪，所幸字迹还依稀可以辨认。徽章上铸有“朱德”两字、头像和“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字样，能清楚认出。
这枚徽章究竟是哪个年代的产物呢？对这个革命故事的来由，我们一直想了解个来龙去脉！
2020年12月5日，同为祖籍尖田村人的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蔡家作将军返乡参加河婆中学90周年校庆活动。蔡将军对这一事件始末有所考证，我们随即前往河婆采访了他。蔡将军从广州刚刚回到河婆，简单就餐后，放弃午休，在揭西县革命老区促进会办公室，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尘永圣娱乐平台封的历史。
□记者 蔡逸龙通讯员 蔡晓聪 蔡忠东口述 蔡家作将军
背景：从南昌起义到赣南三整
年逾80岁的蔡家作将军曾任广州军区作战部部长，谙熟党史、军史，对南昌起义后各支部队的去向作过深入的研究，对于朱德当年是否来过揭阳，历险行军，他作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他先谈起了当年的时代背景——1927年8月1日我党领导南昌起义后，3至5日起义部队陆续撤出南昌。9月19日，起义部队在广东大埔三河坝分兵，主力进至潮汕。28至30日，起义部队主力与敌人在揭阳北部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汾水战役。尔后，部队南下普宁。10月3日，起义军领导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在普宁县流沙教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保存革命实力，准备作长期斗争。会议作出武装人员撤往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领导人员分批从海上撤走的决定。
大埔三河坝那边，朱德军长带领的负责断后的约3000人的部队完成三河坝阻击任务后，于10月5日南下撤至饶平准备与起义军主力会合。后得知主力失利已打散后，遂于同年10月7日在饶平县茂芝全德学校召开有20多名起义军领导参加的军事决策会议，史称“茂芝会议”。会议作出保留部队，“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议（具体有四项决议）。这个时候，朱德并不知道起义军主要领导于10月3日在普宁已召开了“流沙会议”，更不知道会议内容，因局势危急，就匆匆带着部队北上，最重要最急迫的问题是尽快与起义部队主要领导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同志取得联系，明确下一步的方向和任务。这也是茂芝会议四项决议中第一项赋予朱德最刻不容缓的使命，即我们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已经中断，要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及时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这样，才能随时取得党对我们的指示。于是除委派时任第11军第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起义军情况外，还时刻惦记着如何在潮汕地区找到起义军主要领导。
朱德带领的这支部队按既定计划穿山越岭西进，于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在途中进行“赣南三整”（即安远县天心圩整顿约4天，大余县大庾整编约7天，崇义县上堡整训约20天）。在这期间秘密和频繁的转移中，朱德并未取得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而“三整”之后，部队到了湘南又将何去何从？这仍然是朱德最揪心的迫切任务。据蔡将军分析，最有可能的时间段是1927年11月中旬前后，朱德可能从非正式的某种渠道得知起义军领导在普宁召开过会议的消息。于是他永圣娱乐平台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下决心，亲自去普宁探听一下情况。从时机选择上，这段时间部队驻训，时间比较充裕。从人选来说，也只有他亲自去最合适。蔡将军分析，一是只有他认识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他又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如找到了便于直接研究解决问题；二是他曾任南昌市公安局长，有身份证件，路途便于应付复杂情况；三是他有“独立卓行”的个性，关键时敢于担当，亲力亲为；四是他祖籍是广东韶关人，对广东方言及习俗比较了解。尽管如此，他知道此行是一种冒险，但他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于是他与陈毅等主要领导商量后毅然踏上了到普宁找我党组织领导的征途。
经过：从揭阳河婆到普宁鲤湖
据蔡家作将军推算，朱德从赣南前往普宁寻找起义部队主要领导的时间大概是1927年11月中旬（上堡整训期间）前后，路线可能为：江西龙南-广东和平-龙川-揭阳河婆（今属揭西）-普宁鲤湖（今里湖）。
依蔡接花从父亲口中传下来的情况，当年朱德来到尖田村（今属揭西县坪上镇）时，因不明方向，恰逢村民蔡家哨（约48岁）及其儿子蔡美必（约15岁）在田间劳作，遂上前询问往普宁鲤湖方向，并请他们帮忙带路。家哨父子便搁下田间农活为朱德带路。这一路他们撑船沿榕江南河顺流而下，抄近路走小径，往普宁方向走了约40多里路，安全到达鲤湖圩。分手时，朱德十分感激蔡家父子，就把身上的两件礼物送给蔡家哨：一件是卢布纸币一张（面额不详），另一件是一枚金属硬质像章（似纪念章或勋章，中间是中华民国国徽，上方刻有“朱德”名字和头像，下方刻有“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字样）。在告别时，朱德再三嘱咐，大概意思是：徽章要严密保存，以防祸患。待到革命胜利了，才可拿出来公开。
蔡家哨父子回家之后，感到带路这件事非同一般，事关重大。因此，他俩一直不敢对任何人（包括家人）说起此事和送礼物之事。蔡家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世，临终前把朱德送的物品包好交予儿子蔡美必，并嘱咐家人“世代要传留保存，切勿失落”。1949年3月，河婆解放，但农村消息闭塞，直到1951年初，蔡美必才得知新中国人民政府中有一位叫朱德的大人物，后来又找到了报纸上朱德的相片，确认就是他和父亲带过路并赠送他徽章的人。因为蔡美必是文盲，不知道这些物品怎么处理，就把这包物品交给本村当过小学教师的蔡家仲辨认，并谈了当年带路的经过。蔡家仲就建议他给中央军委朱德总司令写信。于是，就由蔡家仲代笔，以蔡美必的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
1951年2月9日，揭阳县河婆河江区政府工作人员将一封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转来的信带到了蔡美必家中。原来，蔡美必寄给中央军委朱德总司令的信，朱德总司令收到了，交代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蔡美必复信，信寄到河江区政府，由河江区政府交给蔡美必。
信上说：“蔡美必先生：1月25日寄给朱德总司令的信收到了。总司令工作很忙，不能亲自作复，请原谅。现寄上总司令的照片一张，请留作纪念……”
蔡美必于1969年去世，在临终前又把朱德徽章及中央复信、照片等物品交给他的女儿蔡接花保存。这样，朱德总司令赠送的像章在蔡家已经传了三代人93年。
考证：证物和事件都是事实
蔡接花家中珍藏的朱德徽章。
1951年随信件寄来的朱德相片。
195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来信信封。
信件在1970年遭水灾浸蚀，已残破不堪。
1951年为蔡美必代写信件的蔡家仲，正是蔡家作将军的堂兄，今年90多岁了。因为是代人写信，他保存了信件的原稿，以便在再为代写信时可以查阅去信内容。蔡将军童年在家乡时就听到蔡美必讲述这件事，又知道堂兄代为写信的经过。对于朱德赠送卢布，蔡将军认为也是可信的，因为朱德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留学，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身上带有卢布并不奇怪。
而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复信及寄来朱德照片的事实，蔡家作将军认为，可以确认此事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就寄照片一事，肯定是得到朱德总司令本人认可的而且证实带路确有其事。不然全国刚解放，作为一位中央领导是不可能随便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复信和寄送照片的。
对于铸有“朱德”两字、头像和“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字样的徽章，蔡家作将军也作了一番考证，判断其很可能是朱德1916年在护国战争中立功而获得的勋章。
据蔡家作将军考证，朱德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朱德任云南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时，因护国战争最后关键一仗——沪纳战役中立了“卓著功勋”，滇军专门为朱德定制的一枚“勋章”。
对于朱德在护国战争中的表现，蔡家作将军列举了历史记载：1946年，在朱德六十寿辰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对他说：“你是护国战役的先锋队，泸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这说明朱德在护国战争中“功勋卓著”是事实。这一仗，朱德得到了“勇猛善战”的盛誉。蔡将军永圣娱乐平台从时间上分析，从护国战争后到南昌起义前，朱德没有突出战功，这一时段不可能为朱德颁授勋章。而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军阀混战，也不可能铸造类似于纪念章、勋章的东西。
蔡将军说，就徽章上有中华民国国徽而言，说明徽章是民国时期铸造的。上面刻有朱德的名字，也说明是专门为他定制的，不是普通的纪念章（不刻姓名）。
而对于像章下方刻有“抗战到底，最后胜利”8个字，蔡将军分析，“抗战”不可能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或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战争，因为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当局都没有铸造颁发类似勋章或纪念章。其实，护国战争时期也有提“抗战”一词，袁世凯称帝，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为背景的。历史记载：“袁若失败，牵连对日作战也未可知。”袁称帝后于1915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所以护国战争也是一场抗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正义战争，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
蔡将军还对像章的制作工艺作了考察，认为在当时来说，这种比较先进的手工艺出自云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省份很难做到。当时云南的铜矿产量占全国的80%，金、银、铜加工业在全国也较先进，而且这个时期出自云南的，还有其他相类似形状和质量的纪念章、勋章等。
结论：在当时危急时刻，朱德为寻找党组织到过揭阳
记者和通讯员采访蔡家作将军（中）。本版照片均由 蔡忠东 提供
据蔡家作将军考证，朱德所带部队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中断后，处于严重敌情威胁下，找上级党组织和起义军领导人联系的必然性、急迫性是情理之中，而且有事实依据的。史料记载，进入上堡整训后，“这期间，部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时近隆冬，给养无法解决，战士还穿着南昌起义的单衣、短裤，有的连草鞋也没有。医药更缺，枪支弹药也无法补充。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曾多次在一起商议这些问题，但都没有找到办法。那些天，朱德吃不下、睡不着、坐不住，成天为这些关系到部队生存的问题焦急忧虑。”后来，朱德想到给老友范石生（16军军长）写信，信发出20多天后才接到范回信。在未接到回信前，与上级党组织联系是第一位的，他并委派李硕勋前往上海找中央汇报，仍还无音讯。在给范写信后，又迟迟未接回信，在这种极端焦虑情况下，从非正式渠道得知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潮汕失利后，主要领导曾在普宁开过会，于是决定到普宁，看能否找到组织和领导的线索。
蔡家作将军认为，从时间上推断，1927年11月2日（朱德在上堡给范写信）至11月20日（朱德接范回信后到汝城与范会面）之间的可能性最大。11月2日前部队频繁转移不可能，11月20日同范会面后与该部中共基层组织取得了联系，11月26～28日朱、陈汝城开会讨论湘南暴动。至1927年12月上旬已接到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南下去支援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提前至1927年12月11日举行，1928年1月12日接到广州起义失败消息。1927年12月21日永圣娱乐平台和27日接到中央两次来信，指示他们“要联系当地农民，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至1927年12月底，朱德与毛泽东派来的代表何长工取得了联系。朱德部队转战赣南粤北时，中央曾先后派李鸣呵等人打听朱德的行踪，均未联系上。由上可见，朱德在1927年12月初以后已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再无必要在这段时间出行打听“普宁流沙会议”情况。
基于以上事实、人证、物证和逻辑分析，蔡将军认为，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后，蔡家哨、蔡美必父子为朱德当向导带路从尖田到普宁的革命历史是真实的，朱德的确为寻找党组织，历险行军到过揭阳，成为老区人民的一段美好回忆，激发老区人民对革命老前辈的无限思念，激励老区人民更加奋发图强，将老区建设得更加美永圣娱乐平台好。
